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浙江行政学院) –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本文元宇宙关键词【2个】：··· 2021年“脸书”(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提出“元宇宙”再次将其推向高潮 ···
··· 沉浸式交互技术等搭建起的线上线下元宇宙新场景体验等 ···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涵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具有全面性、协调性等鲜明特征。文化现代化是其核心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灵魂，被强调为“中国式文化现代化”①，为全面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作为二十大重要内容，是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发展的结果和应有之义，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项和重大方略。
一、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脉络
面对鸦片战争后的民族衰亡，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寻求中国现代化，直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1]。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文化现代化不断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形成了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奠定基石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源于崇尚“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在根源上集现代化与文化于一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办时代性期刊杂志，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育，传播和普及先进文化，教育群众、联系群众进行“文化运动”，着力思想文化启迪和新文化建设。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武装革命中，通过建立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锻造了一大批革命骨干人才;广泛开展识字运动，发展工农剧社，推动农村移风易俗，发展革命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革命文化光辉灿烂的一页，彰显了中华民族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提供了无穷的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撰写一系列经典著作，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明确了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方向。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艺术家们创作出很多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并通过各种途径广泛传播给人民群众，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基本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彻底站立起来，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建设欣欣向荣。正如毛泽东所说:“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2]。全国上下整合和组建了各级科技文化社团组织，兴建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宫等文化基础设施，培养社会主义文化人才，广播、电影以及电视事业纷纷起步。随着“一化三改”奠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式文化现代化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与时俱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包括文化建设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在建设物质文明过程中重视精神文明，要求“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1981年，党发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号召，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导下的文化建设生机勃勃，艺术门类百花争艳。
面对世界各国文化蓬勃发展以及我国国力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与时俱进。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强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4]，中国式文化现代化被正式树立为国家目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有机统一。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文化市场逐步形成，文化建设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日益明显。1998年文化部设立文化产业司，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5]，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支持文化产业发展。2005年“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建设“一体两翼”开始形成。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我国文化现代化不断发力。一是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相融合，2002年国家开始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二是强调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要求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传承和弘扬，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三是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6]。2009年国家颁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把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产业;四是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从2000年国家开始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成就的基础上，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中国式文化现代化进入新的阶段。
党的十八大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文化在综合国力中越来越重要、不同国家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逐步增加的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中华文化守正创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不断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坚定不移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
首先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的重要性，2014年明确提出“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7]，此后在多个场合谈到文化自信，特别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中集中阐述了将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起构成“四个自信”，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定文化自信，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党领导人民不断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国革命文化精神，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其次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推进的基础上，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旨在以“开放性”和“现代性”[8]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便捷高效、均等化和标准化。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法规施行，从法律上确认了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在“十四五”规划中，我国提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和公共文化数字化，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积极推进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
再次是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十八大以后我国从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以及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等方面对文化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前提下建设了一大批文化产业园区，通过“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旅游”等方式不断创新形成渗透性、关联性、融合化以及协同化的发展态势。经过十多年来的努力，我国文化“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主体愈发活跃”，“对外文化贸易方兴未艾”，中华文化不断“走出去”[9]。同时，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通信技术的升级换代以及国家政策的不断引导，数字技术成为我国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2020年以来，数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为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作出了重要的时代贡献。
二、文化数字化是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文化现代化不仅是文化内核的现代化，也是文化表现形式的现代化。文化数字化作为数字科技与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在多年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基础上被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必然结果，与百年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历程一脉相承，旨在“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0]。实施以公共文化数字化和文化产业数字化为“两翼”的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是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一)文化数字化是文化现代化发展趋势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反映世界现代化的先进潮流。在经历三次现代化浪潮后，世界范围内文化现代化与数字科技日趋融合，各国纷纷大规模地将文化资源转换成数字化形态，实现文化数字化生存和发展。在第三次现代化中我国迎头赶上，文化数字化紧跟世界潮流。
作为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源地，1978年美国启动图书数据库建设，1990年启动“美国记忆”计划，1994年推出“国家数字图书馆计划”，2000年在网上向公众开放500多万份数字化文献资料。面对美国文化数字化，各个国家迅速跟进。1986年法国奥尔塞美术馆成功将3.5万幅珍藏品数字化再现，1991年英国国家美术馆将2000多幅珍藏品制作成CD-ROM，1994年日本国会图书馆开始数字化建设，1996年中国启动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1999年芬兰、意大利、波兰、立陶宛等国制定文化遗产数字化国家战略，2000年意大利完成25万幅艺术作品数字化[11]。
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文化数字化相继推进。2003年韩国颁布“在线数字内容产业发展基本计划”，2004年澳大利亚图书馆、纪念馆、档案馆应用数字技术进行运行管理，“加拿大文化在线”项目启动，2005年英国宣布实施“欧洲文化和科学内容数字化协作行动计划”，2010年法国文化部启动“文化数字化”项目，推进报纸、杂志等文化内容数字化[12]。我国实施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也是顺应世界文化数字化推进的结果。随着虚拟现实与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带来的技术性可能，文化数字化不断形成新浪潮，2021年“脸书”(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提出“元宇宙”再次将其推向高潮。
在20多年深入推进并取得数字文化产业以及文化软实力提升等各方面效益的基础上，近年来各个国家和地区把文化数字化推向新的高度，出台更为全局性的专门政策。2018年欧盟委员会颁布“欧洲文化新议程”，2019年英国制定“数字化文化政策”，2021年澳大利亚启动“数字化文化战略”，2022年美国提出《创新、公平与弹性:21世纪美国竞争力提升之路(商务部2022—2026战略规划)》，2022年中国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各国的政策涵盖了“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文化数据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数字化体系、文化产业数字化体系等”[13]方面。
(二)文化数字化战略更快更好推进巨大规模人口文化现代化
文化现代化包括文化观念、文化制度、文化设施、文化生产、文化内容、文化生活、文化消费、文化教育、文化人才、文化产业、文化治理等各方面的现代化[14]，具有极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我国5000多年的传统文化和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使其更加突出，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更加呈现艰巨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文化数字化的时代机遇，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化解“人口规模巨大”问题并将其转化为优势，更快更好释放文化生产力。
数字化拥有可跨越时空、虚拟现实以及低成本复制的特征，具有方便灵活的双向转换和信息处理、高效的资料检索以及便捷的资源共享等优势，文化数字化可以有效促进人口规模巨大国情下的文化现代化，它既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高效率先进文化传播与交流，也可以跨越广阔空间进行高质量文化生产与消费。随着文化数字化建设突飞猛进，我国亿万民众已享受到数字文化成果，从文化设施到文化内容以至文化观念等方面不断变化，文化现代化不断推进。但是基于国情，文化数字化建设的潜力和空间仍然很大，任务还很艰巨。面对国际国内形势，我国适时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通过国家意志将其深入推进，聚力加快中国式文化现代化。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秉承新发展理念，致力全民共建共享，一方面可以积极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发展，有效保障规模巨大的人口享有文化权益;另一方面可以促使全体人民参与文化建设，引导更多人员、人才贡献自己的文化力量和文化智慧，有效利用“空置”文化资源，从而变“人口规模巨大”为优势。通过文化数字化，让规模巨大的人口共同参与，这更能呈现出文化繁荣，更能形成不同的“专业分工”而促进文化高质量发展。因此，《意见》中多项重点任务不同程度指向更快更好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文化现代化。
(三)文化数字化是新时代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重要路径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基本使命。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人们对精神世界的需求比以往更加丰富多样，对精神生活的品质要求更高”[15]，近年来这集中表现为数字化文化消费需求高涨。虽然我国的文化建设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文化数字化生产力发展仍很不充分:数字文化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传递正能量、彰显文化自信的数字文化产品占比不高，不利于丰富精神世界;公共文化机构释放文化资源数据远远不够;文化生产线上线下“新旧两种体系摩擦甚至挤压”[16](P12)。文化建设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必须积极应对数字化形势，把文化数字化作为新时代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基本路径。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要目的即在于此。
《意见》开宗明义“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近期目标“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远期目标“文化数字化生产力快速发展，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17]。在重点任务中，国家通过中华文化数据库、国家文化专网、文化数据服务平台的建设、文化机构数字化转型升级等打造“文化新基建”;通过“供给发力、激活资源、科技支撑、创新驱动”，系统整合各种零散文化数据资源，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文化存量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优质的数字文化产品。《意见》还要求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致力优化基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大力增强人民群众数字化时代精神文化获得感;提出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线上线下融合，满足新的文化需求;要求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推动传统文化业态升级，创新呈现方式，加快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培育一批新型文化企业，提供更为丰富的新型文化产品。
文化治理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新时代我国不断从传统的文化管理走向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文化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我国已走出了“中国化的路径”，“具有自己的独特性”[18]，是“中国式文化治理现代化”。
中国式文化治理现代化以人民文化需求为导向，是“以人民大众的文化参与为中心”[19]的社会协同的多元主体“共治”，以数字化技术和文化大数据为支撑的文化数字化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进数字化文化生产供给，也推进数字化文化消费需求，“两侧”产生海量文化大数据，可以准确预测把握人们的文化偏好和发展潮流，甚至内在价值，从而有效“扫描”社会文化状态。这更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在文化生产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文化人”，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同时，多元主体通过文化大数据可以形成“透明化”的文化参与诉求，“推动提升政府主体决策的科学化及灵活性、社会及市场主体的参与热情和多元主体间的沟通效率”[20]。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专门提出构建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要求出台相应政策法规，提高文化数字化政府服务效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等各方作用，即旨在推进文化数字化共同治理。
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新时代中国式文化现代化高度重视文化安全，“把文化安全与军事安全和社会安全这些一道并列为国家安全的保障”[21]。我国文化安全既要防范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抹黑，更要防止近年来国内外数字文化产业的兴起对价值观的冲击;通过文化数字化发展数字文化产业，使之成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主阵地和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依托力量”[22]。同时，随着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因文化数据的共享利用、文化数据的泄露盗取而出现的数字文化版权、产权等规则性、技术性文化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意见》意在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直指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维护;提出形成国家文化专网、标识解析溯源、加强文化数据安全保障、加强文化数字化全链条监管等任务举措，从技术上有效维护文化安全，化解风险。
三、公共文化数字化夯实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之“基”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以公共文化机构为骨干，“关注和尊重民间文化，重心在基层社区和农村”[23]，切实保障公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与文化需求，筑牢文化现代化根基。近年来，国家积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推进均衡化、标准化和高质量发展，让广大城乡居民享有更加充实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好地参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夯实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基础，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成为最重要的基本力量与促进方式。
(一)公共文化数字化使中华文化从形式到内容集成一体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长期以来散布在全国各地。随着基层公共文化机构不断建立健全，虽然文化资源被不断集中承载呈现，但是其总体上仍然处于零散状态，缺乏足够集成，不易形成合力，不利于保护、利用和开发。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要求各公共文化机构将文化资源数据采集、加工等纳入日常性工作，推进、完善各类文化数据库建设，通过国家文化专网相互关联，集成“一体”，贯通散落各处的“文化孤岛”，“展现中华文化整体风貌”，便于检索利用以及“整体认识和把握”[16](P15)，有利于构筑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的坚实基础。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我国基层公共文化机构已建立一批文化数据库，取得了一定成果。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任务在于更扎实、更持续地推进和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地展开。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中，通过科学规划，从数字化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文化数字化管理到文化数字化人才教育培训和文化数字化标准统一等，全国不断走向保持多样化的“一体化”。这些“一体化”既体现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成果，也便于更多人员参与交流，“文化”范围更广、更加“一体”促进文化现代化。
从更深层次而言，公共文化数字化还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意识，成为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新世纪以来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铸牢[24]。公共文化数字化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向广深化、现代化，是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一体化”、共享化以及人民性、公平性等可以进一步增强各族人民、广大基层群众对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更易产生共同体意识。随着公共文化数字化深入推进，文化集成一体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二)公共文化数字化有利于提供更具获得感的公共文化产品
在传统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很多地方曾出现供给和需求错位甚至严重脱离的现象。这一方面在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缘于上级政令而与基层人民群众需求关系不大;另一方面基层人民群众文化需求表达诉求机制、渠道不够畅通，使得供给侧难以满足他们日益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变化。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强调供给侧数字化，“优化新增和改造存量两端发力”[25]，强化公共文化资源共享共用，以数字化的方式提供精准化服务，优化接收终端，“彰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科技感、时尚感、智能感与现代感”[26]，大力增强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文化产品获得感。
公共文化机构资源数字化是提供和获得公共数字文化产品的基本前提，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公共文化云和基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端口)等是新型基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等数字文化平台是必要渠道。数字文化平台作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和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的结果，不仅是提供和获得公共数字文化产品的渠道，也是表达人民群众文化需求诉求、反馈意见的渠道。在文化大数据时代，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都不用自己表达，平台可以自行捕捉分析进行精准化供给，并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是畅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枢纽，也是将线下传统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拓展为线上线下融合互通的关键。
公共文化具有共享性，数字化将其在时空上无限放大，更加有利于人民群众获得，并且获得感更加强烈。传统的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是体验式获得，很多带有实物类型的服务和产品还存在一部分人体验时对他人的排他性，只能是时间先后的共享。公共文化数字化打破了这种排他性，大众几乎可以同时共享。同时，公共数字文化产品可以在线体验，人们也可以将其下载后“独自占有”、慢慢品味，相比较线下只能共享体验而不能“占有”，更是一种独特的“获得”感受。
公共文化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精神食粮，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先进文化，为文化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提供了大量的文化设施和良好的文化氛围，培育了文化土壤。公共文化服务是文化产业的根基，支撑文化产业成长开花;是文化创新的孵化器[27]，不断孵化文化成果，促进文化创新。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将线下文化资源几何倍复制传播，形成更广的文化创新氛围，培育出更多的文化生产者(人才)和文化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文化共享服务，文化创新更快更多更优，加速推进文化发展繁荣。从当前文化数字化效果来看，很多公共文化机构不断孵化出新的文化内容、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通过线上平台为更多文化创意提供了素材原料，甚至发展为新的文化业态，进一步增强整个社会的文化创新氛围。
公共文化服务孕育文化产业，孵化文化创新，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提供了基本条件，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在促进孵化的同时更大力度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首先是激发各个公共文化机构的文化资源活力，使其成为可以交易的文化数据，不限时空的创新“活起来”;其次也鼓励公共文化机构通过开发和分享文化资源数据取得收入，激发动力，加快文化创新步伐;再次最为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可以“触手可得”公共文化机构数据。公共文化数字化使人们可以随意欣赏体验图书馆、博物馆、非遗馆、艺术馆中的公共藏品，助其坚定文化自信，激发文化创新意识;提升文化素养，激发文化创新创造能力;借鉴文化内容，激发文化创造创作灵感。同时，通过公共数字文化平台推广优秀作品和励志故事，可以激发人们更多的文化创造创作内生动力;通过平台学习品评，可以激发文化艺术交流活力，提升文化艺术水平。
公共文化服务孵化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可以形成更多更好的文创产品、文化项目和文化业态，公共文化数字化有利于将其做大做强，形成数字文化产业。在故宫博物院、敦煌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带动下，一方面全国各地文博机构纷纷依托本单位珍贵文物资源研发数字文创产品，形成文化项目，促进区域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各地文化企业纷纷参与各个文博机构的数字文创研发，不断将相关文化项目做大做强、做深做精，成为数字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撑。
四、文化产业数字化绽放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之“花”
文化产业在本质上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产物，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28]。发展文化产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和战略支点。在迅速发展的文化产业工业化中，随着世界潮流，我国进入文化产业数字化阶段，数字文化产业成为数字经济和文化产业的结合点，“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日趋平衡”[29]。在不断夯实公共文化数字化基础的同时，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深入推进，在文化生产、文化内容和文化生活②等层面不断绽放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之“花”，不断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步伐。
(一)加快文化生产现代化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我国各个产业门类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产业也“要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30]，这描绘了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的两条基本路径:一是基于数字技术及其所产生的数据，通过互联网传输利用，主要在线上但也可延伸到线下，形成一系列新型数字文化产业;二是推进传统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升级转型与经营管理，并与其他产业相互融合形成新的业态，使“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和增值过程以线上加线下的混合模式进行”[31]。两条路径相互交织，互为配合，在政策、人才、资金等保障要素[32]以及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33]支撑下，共同发力，加快新一轮中国式文化生产现代化。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在文化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可以形成以数据采集、存储、加工、关联、挖掘、解构、重构、服务、应用等环节为表征的文化数据产业链。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更重视供给侧文化大数据，因为它强调生产性，“不会过时”[16](P15)。在文化数据产业化过程中，数据关联居于枢纽地位，是形成数字文化生产力的关键。通过关联，大量零散数据分门别类，明确“身份”，形成随时可以利用的文化数据库、文化生产素材库，是文化生产者的创意与生产来源。这些文化数据凝结着文化工作者的智慧、知识和技术工作者的劳动，可溯源、可量化、可交易、可转化为资产、可变现。文化数据资产化是数字产业化的核心驱动力，可以构建“文化数字研发—成果转化—数字文化企业培育”的现代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模式，造就一批新型文化企业。
传统文化产业拥有大量文化设施、文化资源和文化人才，文化内容把关严，长期以来是我国文化产业的主流，但是互动性不强、关联度不高，面对新型数字文化产业节节败退，必须进行数字化生产体系再造[34]。首先，不断面向所有人员、人才强化“创新、开放、融合”等数字化理念，并且将其作为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灵魂;其次，利用数字技术改造文化设施，推进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化与生产;再次，加强“企业管理流程数字化再造与商业模式数字化升级”[35]，利用好数字文化产业中的“粉丝经济”“共享经济”“IP经济”“沉浸式经济”“场景经济”等新兴商业模式。同时，积极依托数字化技术加强企业内部及外部跨界融合与专业化精益分工，接通、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为了更好地推进传统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及新兴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国家出台专门《意见》，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全力支持，并要求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协同深化。
(二)加快文化内容现代化
文化产业“数字产业化”主要是指对文化内容数字化后产生的大量文化大数据进行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是指以文化内容为核心的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数字化。通过“两化”，文化产业数字化不断深入发展，文化内容从形式到内涵不断现代化。中华文化内容丰富多彩，既有民族“根”“魂”的优秀传统文化，又有永远激励人们前进的革命文化，更有融各种优秀文化于一体的标识文化现代化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当前，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积极吸纳外来优秀文化，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核心是文化内容的现代化。在文化内容现代化过程中，数字化是现阶段最重要、最有效的促进方式，而且主要表现为数字文化产业方式。
在以数字化促进文化内容现代化过程中，图书、遗址、文物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载体向数字化形式转换，其通过“大屏”“小屏”以及搭建体验场景等数字化形式向实体形态延伸。虽然存在大多数文化载体由公共文化部门掌握、很多数字化展示属于公益性的情况，但其数字化工程更多是向社会购买，由文化企业施工，在性质上自然是数字文化产业，而且按照《意见》精神，数字化中产生的文化数据可以交易，也明显属于数字文化产业范畴。当然，也只有以数字文化产业的方式才能调动大众更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产生更大的效益，加快产业发展。在文化数字化转换基础上，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表演、网络视频、数字艺术、创意设计等更多数字文化产业不断形成、发展壮大，文化内容更为丰富、充实，更加现代化。除了新兴的数字文化产业，演艺、会展等传统文化产业内容也在加快数字化转换和数字化运营，不断探究数字化时代观众、展商如何能在线上参与时达到同线下一样的体验效果，加快相应文化内容现代化。
以数字化促进文化内容现代化的主要表现就是文化产业数字化。通过文化产业数字化，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革命文化以新的形式展现、传播渗透而得到弘扬，两者不断成为数字化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快更好取得优秀成果。整体上，在文化产业数字化加持下，中华文化内容不断转化和创新，去粗存精，深入传播和交流，日趋丰富化、专业化、科学化、信息化、人性化、大众化、生态化、国际化，不断成为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朵朵鲜花。
(三)加快文化生活现代化
文化生活现代化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方向目标，也是基本表现内容。文化产业数字化加快文化生产现代化和文化内容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文化生活现代化，并一起构成文化现代化。文化生活现代化包括文化生活消费、文化活动参与等方面的现代化。在文化产业数字化促进下，文化生活消费与文化活动参与等越来越相互融合，文化生活越来越表现出丰富化、大众化、预制化、个性化、智能性、互动性等现代化特征。虽然公共文化数字化也在朝这方面努力，但是归根到底属于基本层次。文化产业数字化着力解决超出“温饱型”的“花样式”文化生活需求，更加体现时尚、“潮流引领”以及精神层面的满足感。
在文化产业数字化促进下的文化生活中，可以是传统的通过网络购买的实体文化产品或数字文化产品，用于线下体验，诸如旅游、演出门票或者是数字图书等;也可以是由新型数字文化企业生产的在线数字文化产品，或者是平台型数字文化企业整合的在线数字文化产品，直接线上消费，诸如在线游戏、在线影视节目、在线娱乐或者是在线数字藏品、抖音娱乐等;更可以是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全息呈现技术、沉浸式交互技术等搭建起的线上线下元宇宙新场景体验等。文化产业数字化日益使具有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等趋势的数字文化生活成为人们的新需求，成为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手段。在文化产业数字化促进下，人们的文化生活、文化交流方式等不断变化，文化生活品质不断提高，整个社会文化不断融合、创新与发展，不断迈向文化生活现代化。
文化产业数字化在改变十多亿中国民众文化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也在逐渐改变其文化生活理念。一是因多元化而更加包容，人们在享受文化生活中可以彰显个性而互不影响，各取所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二是因频繁互动而更加文明，在数字文化生活中人们随时会面临与他人的线上沟通交流，而只有文明的方式才更有利于完成这个过程，更多的民众因此会养成更高层次的文明行为;三是因预制化等而更加诚信，一方面诚信是数字经济的“入场规则”，另一方面区块链技术等在不断促进诚信，但更多是长期数字文化生活迫使人们变得更加诚信。总之，文化产业数字化通过给社会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使得人们文化生活的个性化与社会化充分发展,使人们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不断促进自身价值观的升华和人的全面发展，使得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之“花”在更多时空绽放。
注释
①“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是从中国式现代化衍生出的概念，有学者以此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又积极吸纳外来先进文化，使文化建设不断发展进步的现代化。参见:贾淑品.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挑战与破围[J].理论学刊，2022，(6):28-36.
②“文化生活现代化”“文化内容现代化”是何传启教授及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在研究成果中的重要提法，本文汲取精华，综合应用。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008).
[2]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8.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8.
[4]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9-36.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1.
[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25(003).
[7]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120.
[8]耿达,傅才武.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检视与政策建议[J].湖湘论坛，2016，(1):114-118.
[9]顾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就、经验与展望[J].管理世界，2022，(7):49-59.
[10]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9.
[11]赵东.数字化生存下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3-4.
[12]梁昊光,兰晓.文化资源数字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64-84.
[13]闫慧.文化数字化发展政策比较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2，(8):9-14.
[14]何传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路径图[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9，(2):152-158.
[15]郝立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6):5-8.
[16]高书生.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与布局[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
[17]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EB/OL]..
[18]傅才武,秦然然.中国文化治理:历史进程与演进逻辑[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11-22.
[19]蔡武进.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70年:历程和走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25-34.
[20]蔡晓倩.新时代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多维路径[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1-9.
[21]胡惠林.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如何定义国家文化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中国进路与未来思考[J].学习与实践,2020，(8):115-125.
[22]范玉刚.新时代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问题与未来瞩望[J].中原文化研究，2019，(1):69-76.
[23]傅才武.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价值评估及政策定位[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6):17-22.
[24]李烨鑫.公共文化服务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民族学刊,2022，(10):1-5.
[25]李国新.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的新方向新任务[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2，(4):20-22.
[26]姜雯昱,曹俊文.以数字化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化供给:实践、困境与对策[J].求实，2018，(6):48-61.
[27]宋晓玲.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新定位[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8):60-67.
[28]张爱红，郭梓锋.现代化视阈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变迁及其动力分析[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1，(4):75-90.
[29]何传启.文化产业是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前沿[J].科学与现代化，2012，(1):12-16.
[30]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9-23(002).
[31]左惠.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论析[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47-58.
[32]刘倩,王秀伟.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关键问题、响应策略与实施路径——基于文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8):150-156.
[33]张振鹏.文化产业数字化的理论框架、现实逻辑与实现路径[J].社会科学战线,2022，(9):74—83.
[34]高书生.体系再造: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命题[J].经济与管理,2020，(1):1-4.
[35]张铮.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的内涵与关键[J].人民论坛，2021，(26):96-99.
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浙江行政学院) –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http://www.zjdx.gov.cn/art/2023/8/22/art_1229667158_57919.html
相关文章
